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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贸区的战略拼图
作为对外贸易的升级版，中国自由贸易区在顶层设计力量的强势推动下正给人们制造浮想联翩的空间。以“一带一路”为动脉，从周边国家开始扩散，形成中心开花与四面爆破，未来打上中国标签的自由贸易区将辐射至全球经济版图的各个方位与角落，其背后所倚靠的不只是中国经济36年改革所沉积下来的巨大能量，还有持续对外开放所积攒下来的浩瀚人脉与广阔市场。
国际潮流下的抉择
由于多重因素的纠结，最近10年来世界贸易组织所推动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进展十分缓慢，为了拓展出口市场，许多国家开始将贸易政策的重心转移到谋求和推动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议（FTA）上来。
据世贸组织统计，截至目前，全球已有320多个FTA或经济合作协议（ECA）生效实施，经由FTA协议所进行的跨国贸易已超过全球贸易总额的50％。另据统计，最近10年，亚太地区双边自由贸易区从原先的70个猛增到目前的132个，还有75个自贸协定正处于谈判之中。面对渐成滚滚潮流的FTA，任何一个国家如果置身事外，就可能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对于中国而言，积极参与到全球FTA的谈判阵营之中，有着更为迫切的自身诉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中国制造”在全球的渗透让中国收获了高达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然而，中国也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各个层面的贸易制裁。重要的是，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微笑曲线”中，中国制造业依然处于最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与此同时，中国“去产能”的压力异常艰巨。显然，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可能维持低端出口，但要有效规避和削减各种贸易摩擦的风险，就必须通过双边或多边自贸协定的谈判培育出相对宽松的贸易环境。
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身处亚太地区，中国在FTA层面所面临的竞争性挑战不可小觑。美国目前正在积极推动“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协定”（TPP），参与TPP谈判的12个国家基本处于中国的周边。此外，美国还与欧盟展开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的谈判，以最终建立美欧自由贸易区。TPP是美国“重返亚洲”和实现“亚洲再平衡”的重大战略，将中国排除在外，其主要目的就是遏制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TPP和TTIP一旦建成，基于美欧之间特殊的政治与军事联盟关系，双方针对亚洲各国的政策协调程度无疑会明显加强。在这种情况下，亚太地区许多国家随美国而动的代入感就会进一步强化，到时中国就面临着被隔离的风险。因此，中国必须在亚太地区寻求自贸区的重大突破，以防止自己陷入被动，并最终取得地缘政治上的主动权。
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在建自贸区20个，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签署自贸协定12个，涉及20个国家和地区；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8个，涉及23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与韩国、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澳大利亚、斯里兰卡和挪威的自贸协定，以及即将落地的中日韩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协定。
中韩FTA的倒逼力量
从2012年5月开启第一轮谈判，到2014年底正式收官，中韩自贸区的谈判进程与成果超乎外界的想象。
对于中国来说，中韩FTA只是在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迈出的关键一步。在中韩自贸协定包含的11个规则领域中，首次涉及到竞争政策与环境保护等敏感问题，加之在投资服务贸易领域首开负面清单谈判，表明中国在有意提升双边FTA质量的同时进一步敞开了胸怀。长期以来竞争政策是我国经贸领域谈判的难点，但中韩FTA中能够在此议题上实现第一次破局，彰显了中国政府的开放态度，也为接下来中日韩三国自贸协定谈判的深入甚至可能走进TPP做好了一个铺垫。
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进程不尽如人意。资料显示，从迈开谈判步伐至今的3年时间中，三国仅进行了6轮谈判，而且取得的实质性成果乏善可陈，其中最主要的掣肘因素就是日本。
日本不能不面对中韩FTA落地后压力剧增的现实。目前，韩国与日本的产业结构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对华出口方面可以彼此替代，韩国率先与中国达成FTA，日本的电子、汽车等拳头出口产品在中国市场上不能不面临着溃退的风险。不仅如此，无论是双边投资额还是贸易额，近年来中韩之间都开始逐步赶超中日。数据显示，韩国对华投资已经超过日本对华投资。2014年中韩两国贸易额与中日贸易额之间的差距将缩小至300亿美元，韩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中国最大进口来源地，并在中国市场占有率超过了日本。面对如此危局，日本不能不考虑主动谋求加快中日韩FTA的谈判进程。
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并不缺乏客观而良好的现实基础。从宏观条件来看，目前，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总量在亚洲分别排在第一、第二和第四位，作为一个整体，三国的经济规模在全球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而一旦自贸区建成，将出现一个人口超过15亿的大市场，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联合起来的自由贸易区。从微观条件看，目前中国是韩国和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韩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日韩的贸易总额近7万亿美元，三国经济联系程度越来越紧密，其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愈加明朗。更加重要的是，中日韩的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互补性。正是如此，根据中日韩联合研究项目的研究表明，如果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在现阶段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提升1.1%~2.9%，日本提升0.1%~0.5%，韩国提升2.5%~3.1%。
无论是中韩FTA还是中日韩FTA，对于中国的意义显然不只是贸易自由化、投资与服务便利化等局部红利，二者更代表着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抢跑的态度。目前来看，由于多重利益的纠结，原定于2014年完成实质性谈判的TPP被推迟到了下一个年度，而中韩FTA的快速落地又为中日韩FTA的加速注入一针“强心剂”，无论中日韩FTA是在TPP前还是之后生成，都将有助于中国化解因TPP而被隔离的风险。分析发现，在中国目前已经对外签署的自贸协定中，除了冰岛和瑞士的自贸协定外，其余都集中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如果有了中韩FTA和中日韩FTA,中国所面对的TPP“合围”压力将会得到大大稀释。
全力助推RCEP
RCEP两年前在第21届东盟峰会上由东盟10国领导人提出，并很快得到了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6国的积极响应，由此形成了“10+6”FTA组建方式。从2013年文莱首轮谈判至今，RCEP在过去两年时间内先后进行了6轮谈判。按照计划，RCEP将于2015年底正式完成所有实质性的谈判。
RCEP之所以选择10+6的方式，主要是东盟10国与6国分别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同与东盟签署的一份自贸协定），即所谓的5个“10+1”FTA；另外，中国—新加坡、中国—韩国、中国—澳大利亚、中国大陆与港、澳、台，以及日本—菲律宾等都签署了双边自贸协定或有关地区间的自贸安排。这样，10国在与6国就RCEP进行双边谈判时所存在的分歧要小得多，彼此就市场开放达成一致的概率就会大幅提升，进而有利于加快RCEP的进程。
参与并推动RCEP的谈判完全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继中韩FTA之后，RCEP将成为我国参与谈判的最大规模的自贸区，参与谈判的16国成员不仅经济体量大，是我国重要的经贸伙伴，而且是东亚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合作的重要伙伴。资料显示，2014年，我国与15个RCEP成员的进出口额超过1.5万亿美元，占当年我国外贸总额的31.2%。另外，中国已连续6年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因此，RCEP一旦建成，对于中国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争取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主动权和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重要的是，参与RCEP谈判的成员国中，除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外，东盟10国中的马来西亚、越南、文莱、新加坡位列其中。另外，中国还与智利和秘鲁签署了自贸协定，RCEP一旦建成，TPP试图运用美国和墨西哥等两国力量对中国形成钳制的作用就大大降低。换言之，只要RCEP落地，中国在亚太地区因TPP被隔离的风险就会自动消弭于无形。
然而，RCEP的谈判不可能一帆风顺，根本原因是10+6成员国在追求本地区和本国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都存在着自己关注的敏感领域。但值得庆幸的是，RCEP一直恪守与贯彻灵活性与包容性原则，因此，基于各国对市场开放程度的重大分歧，RCEP可能采取16-X的方式推进，即那些能够达成共识的绝大多数国家率先缔结RCEP协议，其他国家可以在条件成熟后渐次加入；由于各国关注的敏感领域不同，若很难达成一致，RCEP可能不会采取签订一揽子协议的办法，而是选择某些易于达成协议的部门作为优先开放领域。这样，2015年RCEP准时落地应该不成问题。
应当说中国在推进RCEP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与东盟10国达成的五个“10+1”协定中，中国—东盟自贸区与韩国—东盟自贸区最易整合。从货物贸易领域看，两个协定文本在降税时间安排、贸易自由化程度、敏感产品的划分和保障措施等方面高度相似；在服务贸易领域，韩国—东盟自贸区仅多出金融服务门类，其余门类几乎相同；在投资领域，有关适用范围、征收条件、投资待遇、最惠国待遇、透明度等方面的规定也基本一致。此外，两个协定都没有涉及知识产权、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竞争和政府采购等条款。如今，中韩自贸区即将落地，代表着中国、韩国与东盟10国的谈判已经没有任何障碍，RCEP的提速就水到渠成。
作为一种策略安排，中国应当在加速RCEP谈判进程中展现出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现在看来，如期落地的RCEP可能只是一个尽量能够保证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技术自由流动的次优FTA，但亚洲开发银行编制的《亚洲一体化指数》报告显示，在亚洲地区一体化的进程中，关税已不再成为区域内贸易的主要障碍，而边境监管等非关税措施仍严重阻碍着亚洲地区的深度一体化，同时，金融一体化、劳动力流动、服务贸易等其他领域的区域合作仍严重滞后。恰恰在这些问题上，TPP所涉及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劳工和环保标准等议题则代表了未来多边和地区贸易谈判的必然趋势，也与中国确定的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战略取向相一致。因此，中国应综合考量总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得失，在RCEP谈判中建议增加与国际标准接轨的自贸区规则，以便为RCEP未来与TPP的可能融合创造条件。
叩开亚太自贸区之门
2014年年底在北京落幕的第22次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路线图》，作为多年来的一个宏大远景，亚太自贸区(FTAAP)终于由浅层务虚转为求真务实的具体行动。
FTAAP谈判的启动显然改变了整个亚洲的自贸区生态，即形成了亚太版图上FTAAP、TPP与RCEP齐头推进的格局。不过，从时间上看，TPP与RCEP的落地肯定要比FTAAP早得多，而且受到制度差异、敏感领域以及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FTAAP的推进将异常艰难。然而，FTAAP涵盖的成员国所体现的自由贸易空间又要宽泛得多，而且能够消除区域贸易合作中“意大利面碗现象”，最终产生的经济贸易与制度红利要比TPP与RCEP大得多。因此，借助TPP与RCEP两大核心站点以最终扩容成FTAAP就成为了一个富有建设性的期待。
资料显示，TPP的12个成员国目前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总量近40%，贸易规模超过了全球贸易额的21%，除了清除传统的关税等贸易壁垒不说，TPP重点关注的诸如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劳工和环保等高标准议题都是FTAAP未来谈判的主要内容，因此，将TPP作为通往亚太自贸区的路径依赖具有显著的可行性。但是相比于TPP，无论是在成员国数量，还是在全球贸易的占比方面，RCEP都更具代表性，更容易被经济发展程度和自身市场情况各有不同的经济体所接受。
根据专家测算，如果RCEP建成，仅是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消除将会使亚太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长2.1%，使世界GDP增长1.4%；而如果TPP建成，将会使亚太经济体和世界GDP分别增长1.2%和0.6%。但关键问题是，中国加入TPP短期无望，美国也没有进入RCEP的诉求表达，因此，TPP与RCEP任何一方成为FTAAP转换站点的希望渺茫。
作为第三套设想，TPP与RCEP在分别落地之后进行合并从而架设起对接FTAAP的渠道不失为一个颇具操作性的方案。除了RCEP与TPP的谈判成员有所重叠外，虽然TPP与RCEP标准不一，但并不是完全对立甚至于对抗的。TPP偏重于新议题的规则及制度问题，谈判议题除包括货品市场进入、跨境服务贸易、技术性贸易障碍、知识产权、投资等传统FTA贸易议题外，还包括合作与能力构建、电子商务、环境、金融服务、竞争政策、电信与劳工等FTA新兴贸易议题。相比之下，尽管RCEP的议题以传统议题为谈判重点，但也涵盖了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竞争政策、争端解决等，两者有很大的交叉，这是RCEP和TPP融合的基础。
摒弃与TPP相对立的思维，中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推进FTAAP谈判进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甚至核心作用。除了前述中国应当有意在RCEP谈判中提出诸如知识产权、劳工和环境等领域的更高规则主张外（会赢得日本、澳大利亚的积极支持），还可以通过扩大中美双边投资与贸易协定(BITT)谈判推动RCEP与TPP的有效融合或链接。目前，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已经进行了十几轮，可以考虑在BIT的基础上，再加入贸易谈判内容，把BIT扩展到BITT，使之与TPP和RCEP规则互联互通，进而成为TPP和RCEP的纽带或桥梁。另一方面，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沟通，及早启动中美自贸区谈判，以加速RCEP与TPP有效融合或链接。
沿着“一带一路”伸展
在传统的出口优势日渐式微但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愈发强劲的生态下，重新寻找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中的位置，进而强化在全球经贸合作中的话语权，必须在更高的战略层次上打开更广阔的思维。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专题学习会议上指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善于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作为全新的中国对外贸易顶层设计成果，更是未来中国FTA主动扩身的核心支撑，就是“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即“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统计资料显示，“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
配合“一带一路”的推进，过去一年中中国已与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共同发起成立了规模达10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同时，由中国倡导发起，包括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2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共同组建了规模为10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其中中国出资500亿美元，持股50%。另外，中国正计划设立一只规模达l000亿元(约合163亿美元)的基金，即所谓的“丝绸基金”。而无论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还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或者是丝路基金，共同的目的就是支持所在区域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据世界银行测算，从现在到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要量是70万亿美元，平均每年4万亿美元。然而，这些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无一例外地存在资金短缺的困扰。同时，发达国家由于身陷主权债务的泥潭无法拉动全球增长，但中国有丰厚的外汇储备，可以用来对外投资，支持相应国家的经济发展。据世界银行估计，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10%，GDP增长率可以提高1个百分点。
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成果，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已经启动，该经济走廊北起新疆喀什，南至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洋出海口瓜达尔港，涉及公路、铁路、油气和光缆通道的建设总投资450亿美元。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出访他国时反复推销的“中国高铁”也落地生风。资料显示，中国目前至少与20个国家正在进行高铁合作或者洽谈，而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至伊斯坦布尔的高速铁路已经投入运行，同时沙特的麦麦高铁部分路段以及委内瑞拉的迪纳科—阿纳科准高铁也由中国企业承揽下来并正处于建设之中。另外，巴基斯坦与中国签署了超过3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合约，印度与中国也签署了一项协议，由中国企业承建该国自德里到钦奈之间全长1754公里的高速铁路。
应当说“一带一路”的成果并不仅仅体现为中国对外资本输出，而是“带路”延伸到哪里，中国的影响力就辐射到哪里，中国与当地国家的友情就编织到哪里。因此，以“一带一路”为纲，张自由贸易区之目，才是中国对外开放所追求的更高层次开放成果。如果说“一带一路”之下资本输出是相对于传统商品输出的中国出口升级的话，那么，“带路”之上自贸区的构建则从总体上夯实了中国对外贸易未来进一步升级的堡垒。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以“一带一路”为动脉进行延伸，从周边国家开始渐次扩散，未来打上中国标签的FTA将辐射到中亚、南亚、西亚、欧洲、非洲、拉美等全球100多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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